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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转向”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卡西尔则是德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一位先行者，上承赫尔德和洪堡，下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相较于弗雷格、卡尔纳普等分析哲学家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强调，卡西尔认为，意义创造和交往功能更能体现语言的本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贯穿了卡西尔的后半个学术生涯，但其何以会转向语言研究这一问题还有待澄清。卡西尔的“语言转向”是其基于一贯秉持的“先验方法”而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这是对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补充，也是语言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一种试图超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分歧的努力。

关键词：语言转向；符号形式；先验方法；新康德主义

2023年，适逢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出版100年，国际学界以“语言转向”“符号”“形式与功能”等为主题举办了多次研讨会。但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尤其是“语言转向”的问题，在国内卡西尔研究中仍然比较欠缺。

语言问题在卡西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符号形式哲学》的第一卷所探讨的主题即是“语言”。卡西尔在这一卷中确立了符号形式哲学的整体框架，成为第二卷对神话思维的分析以及第三卷对语言、宗教、神话、科学的综合再考察的范本。除此之外，卡西尔还有不少以语言为主题的著述，包括同样在1923年发表的《威廉·冯·洪堡语言哲学中的康德哲学要素》（以下简称《要素》），1931年的《语言与对象世界的构造》，以及为1941—1942年开设的研讨课而撰写的讲稿《符号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课》等。对于这部分文本，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因此，本文将基于《符号形式哲学》中的相关文本，并结合这些散见的论述和遗稿，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卡西尔转向语言哲学的内在逻辑；二、卡西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核；三、卡西尔转向语言哲学的意义所在。

一、“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

卡西尔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思想在其整个哲学研究生涯中有着相当强的连贯性，其“语言转向”也并非思想上的断裂，而是对以往思考的批判性反思，只有基于“转向”之前的思想背景和相关思考，才能厘清这一“转向”的内在逻辑。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转向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既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也有外在的客观条件作为支撑。

卡西尔“语言转向”的内在根由在于，新康德主义所继承的康德哲学体系中缺少语言哲学这一维度，需要有人加以完善。从哲学关注的重点来看，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认识论问题是卡西尔早期哲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所在。不论是对开启近代哲学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认识问题研究，还是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阐释，都体现了这种认识论关切。这种关切几乎贯穿了卡西尔的整个哲学研究生涯，对此最好的例证便是四卷本的《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一书的撰写（分别出版于1906年、1907年、1920年、1950年）。不仅如此，在卡西尔写给出版商的书信中，1923年出版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的主标题为《知识现象学：一种精神表达形式理论的基本特点》，副标题为“语言思维”，这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符号形式”一词。此外，最终出版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的副标题仍题作“知识现象学”，其篇幅几乎相当于前两卷之和。这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构建中，认识问题仍然是卡西尔关注的核心。不过，与重视价值学说的西南学派相比，马堡学派更为强调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典范地位。在早期的研究中，卡西尔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但在出版《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之后，卡西尔越来越重视人文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如1916年出版的《自由与形式：对德国精神史的研究》。从研究的方法论取向来看，卡西尔始终秉持新康德主义的“先验方法”的立场。卡西尔曾在1929年为《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新康德主义”这个词条，他在文中指出，在这场兴起于1860年代的哲学运动中，不同的阐释者对于康德的学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均以一种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即先验方法（ECW 17: 311）。在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辩中，卡西尔也强调，对于“新康德主义”这一概念，应该做功能性的理解，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规定。所谓先验的方法，即柯亨所表述的康德的提问方式：“从事实出发，以便去追问这种事实的可能性。”先验方法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康德将认识问题区别于存在问题，他并不问科学是否存在，而是肯定科学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追问科学何以可能。卡西尔对语言的探究同样如此，他并不问是否有语言现象这回事，而是肯定语言现象客观存在这一事实，进而追问“语言何以能够呈现为如此这般？”。

因此，卡西尔转向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并未违背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精神，而恰恰是对此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卡西尔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1921年出版后，有人认为这种对新物理学的哲学解释背叛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1936年，卡西尔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序言里引用了纳托尔普的说法作为回应，以表明马堡学派从来都不认为新康德主义意味着要无条件地坚持康德本人的学说：

关于正统康德主义的说法从来就没有根据；随着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说法甚至连最起码的合理性都失去了。［……］人们只是想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以便继续沿着哲学通过康德获得的基本知识的方向前进，这纯粹是康德对其永恒问题的深化的结果。［……］谁若是作别的理解，就是一个糟糕的康德学徒！（ECW 19: 6）

康德的批判哲学以自然因果性概念和道德自由概念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包容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的体系，发展出一套关于宗教、法律、历史、国家的哲学，但唯独没有提及17、18世纪哲学家们普遍关切的语言问题。沿着康德的批判哲学本应该发展出一套关于语言的哲学，但康德却没有处理语言的问题，那么就有人可以并且应该沿着他铺就的道路，借鉴他的方法去完成这一工作。

在客观条件上，从哈曼、赫尔德的元批判理论到洪堡基于康德哲学和语言学研究而提出的“内在语言形式”的思想，再经由施泰因塔尔、冯特关于语言的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中介，为卡西尔关于语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前，为其校对文稿的哈曼就对康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哈曼认为，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其实并不够纯粹，因为康德在展开其对理性的批判之前并未考察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思想的能力如何可能？”。如果康德沿着这个问题前进，就会发现，语言是思维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思维。他反对康德关于感性和知性的二分，认为语言才是“理性的唯一最先和最后的工具与标准” 。语言将感性与逻辑能力结合于一身，恰恰能够作为康德所要寻求的感性和知性的共同基础。1799年，哈曼和康德曾经的学生赫尔德发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围绕“先验要素论”系统地展开了对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赫尔德同样强调：所谓的“纯粹理性”实际上并不能脱离我们对个别事物的感知而独立存在，因此并不够“纯粹”；我们的一切观念并不先于语言而存在，一当我们心中具有了某种观念，我们总是已经有了语言作为其先决条件。赫尔德同意哈曼对康德的批评，但他不同意哈曼将语言视作一种被动接受上帝恩赐的工具，而是认为语言蕴藏着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性力量（ECW 16: 117）。在《要素》一文中，卡西尔充分肯定了哈曼和赫尔德对康德的批判。卡西尔认为：“在赫尔德的语言理论中，人们可以把语言从情感和激情中衍生出来的部分称为哈曼式的要素，将其回归于反思和悟性的力量的部分称为康德式的要素。”在赫尔德这里，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一种转变，语言不再被视作“一种单纯的认知手段”，探究的方向转向了语言“在整体意识的构建中的意义”，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知识的探索，更是成了一种实践追求的目标（ECW 16: 115-116）。

如果说哈曼和赫尔德对康德哲学更多的是批判，那么洪堡的工作则更多的是基于康德哲学而对语言哲学的建构，这也是卡西尔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康德那里，对象并非预先给定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凭借各种判断而赋予概念以普遍性和必然性，对象才作为一种实在而为我们所把握。在洪堡那里，这种客观化不是通过判断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语言对充满精神性的具体生活的中介而达成的。不过，康德在论述概念中所蕴含的统觉的客观统一性时，倒是提及了“是”（ist）这个系词在判断中的作用。虽然“是”在形式逻辑的判断中给出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例如“身体是重的”，但这个词同时也标明了主词与谓词之间作为概念所具有的普遍统一性。洪堡并不满足于系词“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个别现象，而是要将这种联系扩展到整个语言现象之中。因为在洪堡看来，“语言其实乃是精神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向：乃是心灵与精神的行动之一总集”。

新康德主义的口号是“回到康德去”，康德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批判性考察为理性的认识范围划定了界限，并在思维方式上发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是为了给知识的可靠性划定范围，而纯粹理性本身的来源还有待语言为之做出说明，卡西尔接手了这一任务，将对知识的批判性考察的起点追溯到语言问题上来。卡西尔的原创性在于，以对语言问题的探究为基础，建立起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不仅将语言囊括进来，也把宗教、神话、艺术、科学等文化形式包纳在其中。

二、作为“符号形式”的语言

语言的本质关乎人的本性，因为人就是在语言之中并借由语言而表达自身的存在（ECN 6: 209）。然而，正如克罗伊斯（John Michael Krois）指出的那样，在卡西尔的哲学中，符号相对于语言具有优先性。因此，卡西尔的语言哲学需要放在其符号形式哲学的框架下来理解。

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中写道：“我们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符号概念（Symbolbegriff）另一种更广泛的含义。我们试图用这个概念来囊括这些现象的整体。一般而言，在这些现象中，感性之物（Sinnlichen）总是作为‘充满意义’（Sinnerfüllung）的一个特例而呈现自身。”（ECW 13: 105）在卡西尔那里，“符号”（Symbol）和“记号”（Zeiche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符号不能被还原为单纯的记号，因为符号是一种从属于意义世界的存在，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而记号则是从属于物理世界的存在。记号是某种客观实在的对应之物，可以脱离其他记号而单独存在；而符号则没有具体的客观对应物，不能脱离于符号系统，单个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

卡西尔留下的文稿表明，早在1917年夏天，他就已经在着手构建其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了。阿尔诺·舒伯巴赫在《符号的诞生》一书中整理出版了卡西尔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草稿，为考察符号形式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依据。这一手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落款日期为1917年6月13日的32页手稿，题作“总体安排”（allg［emeine］ Disposition）；另一部分落款日期为1918年7月27日，记录了至少241页连续手稿的内容。从题为“总体安排”的手稿来看，语言问题似乎还不是符号形式哲学的焦点。然而，从1918年的记录来看，处理语言问题的手稿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卡西尔在1919年的一封致友人的信件中提到，他正在大量阅读有关语言哲学的书籍（ECN 18: 36-37）。卡西尔提出了多种符号形式，主要的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在三卷本的《符号形式哲学》中，第一卷处理的便是语言这一符号形式，第二卷则处理神话和宗教，第三卷主要处理数学和自然科学。从三卷本《符号形式哲学》的谋篇布局来看，语言思维似乎是所有符号形式的基础，这的确也是卡西尔在构思这一著作时的初始想法。不过，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出版之后发生了一次思想转变，他在神话思想和失语症研究的基础上，不再认为语言是最基础的符号形式。然而，即便卡西尔后来否定了语言在符号形式中的基础地位，而将这一位置转交给神话思维，但无法否认的是，关于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始终是其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卡西尔并未清晰地界定何为语言，在他看来，有广义的语言，也有狭义的语言。“不仅存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构成的语言，而且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语法。” 即便是到了晚年，卡西尔仍然认为，洪堡的格言语言“不是一种产品（ergon），而是一种活动（energeia）”,不仅适用于语言，也“同样正确合理地适用于我们知识文化的所有产品，适用于我试图在‘符号形成’（symbolischen Formung）这个总术语下所要概括的一切”（ECN 9: 150）。

卡西尔关于语言的整体看法延续了其在《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中所阐明的“功能而非实体”的主张，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的前言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卡西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一直主导着康德及其以前的语言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发展出一种实体的统一性，实体是最核心的存在范畴，语言是对实在的一种摹写，认识同样也是对实在摹写。卡西尔反对这种反映论式的认识主张，在他看来，“语言的真正统一性（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卡西尔的这种“功能而非实体”的主张与洪堡所主张的语言“不是产品而活动”可谓异曲同工。语言“不再仅仅是对现存事物的再现，而是一种纯粹的功能，我们凭借这种功能从内部建构世界，并赋予其一定的思想特征”（ECW 9: 302）。单个的语词或描述只能把握到对象的某个侧面，只有在相互对立的语词和借以描述彼此扬弃的事物的语言整体中，我们才能把握到存在的本质规律和内在结构。只有让语词流动起来，语言才能不断突破既有的界限，才能契合于处在变动之中的对象，进而真正把握到语言自身的对象。

在卡西尔看来，语言最突出的功能在于其所具有的对象化的能力。杂多的现象在语词概念中凝聚在一起，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初始的对象。人类认识的前提在于认识对象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即在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把握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性的概念和语词，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对象世界。然而这种差异性和同一性却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我们赋予事物的属性，是由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事物而产生的。对象世界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的预先存在的世界，仿佛我们可以径直用感官去把握并且进而通过理性去认识的一个自在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借由语言的中介构造出来的世界，我们所认识到的是由我们自己构建起来的世界。不过，这里所说的“对象世界的构造先于认识”指的是一种逻辑上的在先，未必是历史生成意义上的在先，因为我们很难历史地揭示出是认识活动展开在先还是语言的出现在先。神话和宗教所意指的东西并非由语言来提供，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必须经由语言的中介才能得到表达。人们用日常语言构建出一个前科学的世界，而在科学阶段，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科学的语言，以构造出科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世界。语言习得的过程很好地展现了语言的对象化功能，尤其是第一语言的习得。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儿童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一套既有的语法、词汇体系，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语言对世界的建构性活动之中，以此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从根本上来说，不论是在语法层面还是词汇层面，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语言是完全一致的。一门语言之所以是一门活的语言，就在于它仍然处在变动之中，而一门语言仍然处在变动之中，则是因为语言的使用者本身在变动着。父母并不是以复制的方式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的语言传给下一代，每一代人都以在一定程度上变化了的方式继承着上一代的语言，这种变化可以是语音、词汇上的，也可以是语法上的。儿童起初通过与父母的交流互动而建构起一套共同使用的语言，进而随着自身的不断成长而与周围更多的人建立起一套更为复杂且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体系，由此，一个对象化了的世界便得以呈现出来。

在这种意义上，世界并非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存在，而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存在。语言乃是一种突破个体限制的创造，被说出的话语并非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将个体联结为一个整体的中介。卡西尔认为，从赫尔德开始，“对语言的理解乃成为对世界的理解之最真确的和最典型的表述方式”。正如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个将众多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世界，语言现在成了那个人们借以相互联结的纽带。个别与普遍、生命与精神之间的关联也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中才能被展现出来。如果说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给我们指引了通向科学的道路，那么以语言为中介的方法就将我们引向了哲学的道路。图片

三、卡西尔语言哲学的影响

“语言转向”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由于分析哲学的浩大声势，“语言哲学”一词几乎成为分析哲学的代名词。事实上，关于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由来已久，对于语言的探究也并不限于分析的方法。分析哲学传统认为，很多历史上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误用造成的，通过对语言使用的细致分析，澄清概念和表达，我们可以将这些虚假的问题消解掉，以此解决这些所谓的哲学问题。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是针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也可以是通过逻辑重构的方式，建立起一种没有歧义的人工语言。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为了构建起一门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语言，亚里士多德从概念范畴的确立开始，逐步建立起基于谓述判断的形式逻辑。然而这样构造起来的形式语言仍然要以自然语言中的语词概念为基础，也就无法免于日常语言的含混性和歧义性。从根本上来看，莱布尼茨的“通用文字”和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仍旧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发展而来，分析哲学试图通过语言分析而清除或取消哲学问题的做法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观，即语言文字不过是用以表达内在思想的工具。

与此相对，在德国哲学中还有着另一支语言哲学的思想传统。不同于分析哲学主张语言分析对哲学的治疗性作用，这一传统更为重视的是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强调语言在文化创造和主体间沟通中的积极作用。德国的这一支语言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欧陆哲学中沿着多条路径展开，按照关子尹的归纳，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意义建构模式”、德里达的“解构模式”、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模式”以及哈贝马斯的“超验实用模式”。这些模式或多或少都受到19世纪的洪堡所开创的“育成模式”的影响，而卡西尔恰恰就是洪堡的“育成模式”在20世纪的复兴者，同时也是“意义建构模式”的开拓者之一。这一语言传统同样也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并不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在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主张，而是其关于语言的修辞功能的主张。逻辑判断只关心命题语言的真假问题，却不在意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协调的中介这一功能。我们在使用日常语言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并不只是真假虚实的问题，还有语言的情绪表达和价值传递功能。这种蕴含在日常语言背后的情感和文化价值正是由赫尔德所开启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关切所在，并以此区别于承继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化理想语言的分析哲学。

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中，卡西尔十分重视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而未走向神秘化或抽象化，这与其重视自然科学的思想背景不无关联。卡西尔很欣赏孔德的三阶段论，即一切概念或知识分支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神学虚构到抽象的形而上学，再到科学的经验实证。但卡西尔指出，孔德本人同样也没有将其理论应用到语言这一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接续并完成孔德未竟的工作。语言科学在19、20世纪的发展业已表明，纯粹的神学和形而上学思辩已经不适用于对语言的研究，“语言哲学有义务接受来自经验观察和调查的所有事实”（ECN 6: 211）。事实上，卡西尔也批判性地借鉴了语言学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研究与语言科学并不冲突，语言哲学研究有必要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囊括进自身之中，为我所用。其中，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关于失语症的研究对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思想有很大影响，卡西尔在各种著述中一再提及相关的研究。戈尔德施泰因在临床研究中观察到，一些脑部受到损伤的人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语言能力，他集中探讨了一种被他称作“失忆性失语症”的类型，认为从中可以洞察到人的本性。这样的病人在看到指定的物品时无法说出该物的名称，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该物的功用。例如，他们无法说出“杯子”和“雨伞”这两个词，但他们能够说出“这是用来喝水的”和“这是用来挡雨的”这样的句子。这些患者“不能把词语作为指代类的符号，这就很清楚［地］表明，没有类别概念作为背景的语言不是真正的语言”。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也在于此，只有人才能创造出语言，并借由语言而把握到类的概念。语言是人借以建立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中介，人类以语词概念为基础，凭借自己的抽象思维方式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因此，戈尔德施泰因总结道：“语言既表达了人的全部特性和人最深沉的东西，也表达了人与同伴精神上的契约。在所有的文化创造中，人在语言创造中才最充分地披露了自己。”卡西尔与戈尔德施泰因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戈尔德施泰因早期的研究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卡西尔的哲学阐释为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撑，以至于他在后来出版的这部著作中也援引了卡西尔的解释。

卡西尔并没有走向逻辑实证主义那种重建一套理想语言系统的立场，而是始终以自然语言为事实基础开展研究。他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突出了德国语言哲学传统对语言的意义创造功能和交往功能的强调。德国语言哲学传统将语言视作理解沟通的中介，正如洪堡在《论双数》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恰恰是凭借着语言，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彼此赖以理解和沟通的精神世界。语言自其诞生之初便具有一种主体交互性，因为一个人不是对自己说话，而是对着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说话。就像人类经历漫长的历史才将自然设定为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人便不是自然之中的一份子，而是只有我们将自然设定为一个非我，我们才能展开与自然的对话，对自然的种种现象作出进一步探究。“语言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核心”，语言之于人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它渗透并贯穿了人的思想和情感、感知和观念”（ECN 6: 304）。这一看法在1929年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辩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这场关于康德解释的论辩中，卡西尔强调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人的无限性，海德格尔则强调被抛入世界之中的此在的有限性。卡西尔认为，即便海德格尔强调个人经历和体验不可通约，但毕竟我们还是有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否则就不可能在此讨论哲学的问题。我们共存于一个世界之中，借助语言的力量，我们在这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中沟通、理解、相互交流。即便此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孤零零的个体，也断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彼此孤立，而是在一个客观精神世界中彼此联系在一起。卡西尔认为，哲学讨论应该争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达到的一点就是，学会正确地看待哪怕是对立的各种意见，并设法从其对立性中去理解它们。有趣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81年，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应邀前往巴黎作讲演，与年轻的德里达发生了争论。伽达默尔强调共同的理解，德里达强调理解的差异。然而差异必定要建立在某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因此伽达默尔说：“谁开口说话，都想得到人们理解……德里达向我提出问题，就必定同时预设了我是愿意理解他的问题的。”相互理解不仅预设了一个可以借以交流沟通的共同世界，也预设了去理解彼此的积极主动的意愿。

自20世纪60年代起，伽达默尔、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也纷纷转向了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并且都注意到卡西尔在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伽达默尔承认，只有到了第二代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这里，语言问题才得到哲学应有的关注。哈贝马斯也认为卡西尔是德国语言哲学承上启下的人物，是卡西尔重新发现了洪堡的语言哲学，并且为20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哲学家在解释学传统的基础上沟通英美的语言哲学作了铺垫。分析哲学的特点是以严谨的方法研究命题性语言，注重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和精确性，以逻辑分析和概念澄清为手段，涉及语言的本质、意义、真理以及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卡西尔并未明确提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但他对弗雷格和卡尔纳普的思想相当熟悉。在卡西尔看来，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分析哲学所认为的那种同一性和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这种仅仅关注命题语言的研究还未触及语言最深层次的本质。因为分析哲学所强调的逻辑功能并非语言的本质所在，语言的本质要到形成语言的共同体的社会文化之中去寻找。我们之所以研究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或者文化形式的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澄清一些琐碎的命题表达，而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就是其创造者的文化，并进而通过对自身创造的作品来认识和理解人类本身。图片

结语

卡西尔的“语言转向”是其基于一贯秉持的“先验方法”而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这是对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补充，也是语言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更是一种试图超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分歧的努力。卡西尔关注的并不是语言的逻辑功能，而是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创造功能和情感价值维度。他继承并发展了由赫尔德、洪堡所开创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强调语言开显世界、创造意义以及交流沟通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卡西尔还吸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民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卡西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必须放在其符号形式哲学的整体框架中来理解，语言是众多符号形式中的一种，但也是最为特殊的一种，在整个符号形式哲学体系中具有典范性的地位。在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上，卡西尔拒绝回到纯粹的神学和形而上学思辩，借由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构建，卡西尔为我们建筑起一个借以相互沟通、理解、交流的共同的精神世界。语言的创造和使用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是没有语言的生物所不具备的。近年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使得人机之间可以借由自然语言而实现沟通，由此爆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应用前景更加突显了认识和理解自然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了认识问题和理解问题之于哲学的紧迫性。在卡西尔看来，语言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交往功能之中，而不是对命题逻辑的澄清。语言并不是一种脱离于人们的具体生活而存在的抽象符号，而是浸润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和经验感知之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借由语言这一镜片来看待这个世界，有人认为只需将镜片拿掉，我们便能看到世界本身，免于镜片对我们的欺骗。事实上，当我们拿掉镜片之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连那虚幻的影像也无影无踪了。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断丰富和扩大语言的力量”，但我们无法挣脱语言加诸我们的束缚（ECN 6: 304）。我们无法抛开语言去直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要做的是从语言的内部去克服和超越，不断地改进、提升对语言这一符号形式的使用。

谢地坤，排名前10的网上赌博网站 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启文，排名前10的网上赌博网站 博士生。

原文刊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