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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李秋零，排名前10的网上赌博网站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从事高校哲学教育近四十载，先后获得“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北京市优秀教师（2023年）等奖项和称号。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等多部学术专著。历时十年之久，翻译完成《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另译有《论隐秘的上帝》《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从黑格尔到尼采》等五十余部西方学术名著。近十年来潜心编译《康德往来书信全集》，即将完成并出版。

 

01

康德的哲学批判及其时代价值

 

问：康德为何将他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他批判的目的是什么？

 

答：“批判”这个词在德语中叫“Kritik”，这个词本来是一个希腊语名词，后来被拉丁语所接受，最后德语也接受了这样一个词。这个词的原义是评论，比如有人在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提出一种思想，另一个人对他作出评论，评论者可能对他的作品进行一番详细的梳理——里边提出了什么思想，这个思想有什么根据，是怎样从论据推论出他的结论的等，对它进行一番审视。康德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对它作出了一番他自己的解释，他的目标已经不再像过去人们使用这个词那样——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作品，或者说针对某一个思想体系所进行的批判。用康德自己的话说，他发现在他那个时代其他科学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比如逻辑学、数学，都是在他之前比较遥远的时代就已经取得了成功，跟康德时代比较接近的物理学也取得了成功，总之都已经走上了可靠的道路。康德在分析这些科学的成功之处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科学都不再是纯然从经验获取它们的材料，而是主动地从人类的理性本身出发，用人类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先天形式去统摄经验的材料。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认为他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还没有走上这样一条科学的道路，所以，他希望形而上学也能够仿效那些成功的科学，通过理性自身的一些先天的东西去统摄它的经验材料，由此走上可靠的道路。

 

所以，康德在这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那些以往的哲学和哲学家进行批判，他希望对人类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这个批判不是过去的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他所说的批判就是要寻找它的根据，以及它的适用范围等。所以，康德要批判人类理性，要把人类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来检视人类理性中哪些先天的东西属于我们认识的出发点或者说基础，他把它称之为纯粹理性，也就是说排除掉所有的经验材料，来解释我们在进行认知之前具有哪些先天的认识材料——他称之为“形式”。通过对这些形式的认识，比如我们在认识之前具有哪些先天的形式，这个形式又是怎样运用于我们的经验的，这些形式运用的范围是什么。简单地说，他要批判的就是人类理性的能力，以及确定它的适用范围、它的界限，从而保证科学能够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之上，能够走上可靠的道路。

 

由于康德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先后写了三部以“批判”为名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所以后来人们就用“批判”来称呼他的哲学体系。康德本人也接受了，也称自己的哲学就是“批判哲学”。而且在康德之后，实际上就发生了一个转变，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人们在使用“批判”这个词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而不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了。比如，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也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称为“批判理论”，这是发生的一个转变。

 

对康德来说，他之所以批判理性，实际是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哲学背景。从康德所处的时代来说，它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对当时的启蒙运动，康德继承的是德国思辨传统，德国人是非常冷静的进行理论的思维，而法国人热情激昂，甚至最后走上街头、筑起街垒来进行革命。那么，法国启蒙运动带来一个什么问题？简单地说，法国人把理性看作一种万能的东西：没有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认识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不知道的东西是受今天的局限，也可能明天后天就有人能够认识了，而且认识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还包括我们人类的心理活动、道德活动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自然理性能够认识的对象。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改造世界，支配世界。如果我们人类的心理、感情这些东西都能被认识，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也能够控制人类的感情世界了。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法国启蒙运动的两大旗帜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但是，如果我们人类心灵完全成为认识的对象，即一个可操控的对象，那么自由何在？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两大旗帜相互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康德要为人类基于情感、基于自由的这些东西保留一个独有的领地，不能被知识所侵犯。这是他批判理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人类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能力侵入人类自由的领域。

 

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近代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随之而来的一种哲学流派，就是认为经验或者经验所给予的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源泉。这在欧洲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试图用我们的感性去解释我们的一切知识。但是，到了康德的时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把经验论推向了极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源于经验，但我们的认识中，像因果规律这样一些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经验到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休谟只好用习惯性的联想来解释因果联系这种知识的起源。因为我们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因果联系之上的，现在因果联系只不过是我们心灵的一个习惯性的联想，这样一来，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何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康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

 

所以，康德批判哲学的最根本目的是，让我们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我们的哲学能走上像逻辑学、数学、物理学以前走过的那样的一个可靠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挽救——给它寻找一条出路，使形而上学科学化。

问：我们当今的社会是否受到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

 

答：这个问题就要看怎么理解“我们”了。如果是普遍的“我们”，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提出他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击中了旧形而上学的要害，改造了人们的形而上学思维。这在当时的德国以及从德国延伸出的国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形而上学领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对欧洲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在康德之后，人们常说，我们可以继承康德的思想，可以反康德，但是我们不能不谈康德。所以康德对欧洲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大。

 

另外“我们”也可以作狭义的理解，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哲学传入中国，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实际上，康德哲学从开始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学界的重视，换言之，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哲学研究非常关注的对象，康德的著作也开始被陆续出版。但是由于康德的一些主张，比如他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唯心论”（虽然为了跟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区别，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先验唯心论”，但毕竟也是唯心论）。同时，康德所主张的“物自身”不可知、二元论思想和我们五六十年代的话语有一定距离，其思想未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直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我们的思想解放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康德哲学又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

 

总的来说，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康德的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思维，对哲学界以及通过哲学界对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作用是明确的，比如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可以主动地利用康德的理论、康德的方法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有些作用是隐性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问：日本的学者说康德哲学是一个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汇聚到康德这里，之后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在当今时代，为何说康德仍旧是活的思想家？您认为两百多年前的康德思想对当下时代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无论是用“蓄水池”还是用“桥”来形容康德哲学，都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康德如何对待他之前两千多年的哲学传统，以及他对后世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读康德著作就会知道，康德并没有对他之前的哲学进行过很多明确批判，康德不批判别人的体系，他是批判人类的理性，但不管怎么说，康德是熟悉他之前的哲学传统的。他的思想体系里处处隐含着对过去哲学的褒贬。他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开了一门哲学史课，留下了《哲学史讲演录》这样的巨著，但是，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以往哲学史的所有精华，所以才有安倍能成所说的“蓄水池”之喻，过去的水都流到他这个池子里了。另一方面，康德所提出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后世的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我们必须直面康德所提出的这种问题，直面康德对以往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这种意义上说，谈蓄水池，我们关注的是后边流出来的，谈桥，我们关注的是过了桥的人应该怎么走，无论如何总得有点时代感、现代感。康德思想对后世来说，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我们不再固守传统的想当然的、独断主义的思维方式。康德批判哲学最直接的对立面就是独断主义——如果你没对某个东西进行考察，就直接断言。独断主义，我们知道，它来自于宗教的“教条主义”这个词。所以，后世的人把哲学称为一种怀疑的思维、批判的思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要敢于对过去现成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或者一直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进行检视、重新批判，从哲学的原点出发。我觉得，康德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另一点就是康德对传统的经验论思维方式所作的改变。比如，我们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的知识要么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亲眼见，亲手摸，通过我们的感官获得知识；要么是从长辈，父母、老师等那儿学习而来，而他们的知识又是从他们的亲身体验得来的。但是康德告诉我们，这种经验的思维只是我们知识来源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我们人类有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一种先天的思维形式在这里起着作用。我们得到关于经验世界知识的过程，不是像洛克“白板”说那样，一个白板让自然界在上面刻上文字，而是我们有着一套固有的思维方式去整理我们从经验获得的材料。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我们创造的结果，这就在认识论意义上把人的主体性高扬起来了，更不用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领域对人性、人格、意志、自由的强调。尤其是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因为康德的许多东西跟儒家的思维是能够直接对话的，所以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相信，直到今天，康德还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源泉。但是，我认为源泉的意义不在于康德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具体的观点，而在于他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康德所提倡的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将受益良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康德完成了他的批判哲学前几部著作之后，即我们所说的“批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他开始关注的问题基本上是社会哲学、法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领域了。我把他后期的著作称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应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对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自律等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康德批判哲学的后期部分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02

康德哲学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

 

问：人们常说康德带来了哲学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那么请您谈谈这种革命具体是什么，他在哲学史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称得上带来了近代思想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吗？

 

答：我们把康德的哲学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起源，是康德在他的第一部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的一段话中谈到了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所带来的革命。康德关于哲学史的知识非常广博，对整个哲学史的了解是很深的。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我们在谈到真理的时候，一直是用我们的认识符合对象来判定我们的认识是否为真。康德在考察了哲学史之后，认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我们永远无法判定我们的认识跟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总是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对象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我刚才提到了康德所欣赏的那几门科学的成功，他认为这几门科学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它们不再局限于认识的经验对象，而是跳出对象对它的束缚。比如说数学创造出来一堆我们在现实中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如没有大小的点、没有粗细的线、没有厚度的面等，纯粹地对它们进行研究。物理学也是这样，康德认为从伽利略实验开始，我们就不是被动地、消极地从自然学习什么，而是用我们设计好的一个方案，就像审犯人一样审问自然，自然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时候，主体性，尤其是主体理性的自我设计开始呈现在康德面前了，所以，他认为我们总是要让对象符合认识。这就像古代天文学，在哥白尼之前统治欧洲的一直是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地球转，结果天文学体系越来越复杂，后来人们就无法为该理论再增加什么东西了。哥白尼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设：颠倒一下我们的认识，不再让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设想地球围绕太阳转怎么样？结果一下子让问题简单了，豁然开朗了。所以，康德认为能不能像哥白尼所做的那样，不让认识围绕着对象转，而是设想一下对象符合我们的认识，这将是什么样的效果？他说，前几种科学的成功都是利用他们理性的先天形式去统摄经验的材料，我们的形而上学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我们就要用理性的先天的东西去统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实际上他跟哥白尼一样，完成了主体客体关系的转变，康德认为哥白尼的革命是成功的。康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称为“革命”，但是实际上他跟哥白尼一样完成了一场革命，所以“哥白尼式革命”是我们后世在评价康德学说的时候利用了康德的说法，把康德在哲学中完成的对原来关系的颠倒也称为“革命”。

 

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别的解释，比如我的导师苗力田就说，康德完成的不是“哥白尼式革命”，因为哥白尼讲究天体运动是一个圆，这个圆只有一个圆心、一个中心。但是，后来天文学出现了伽利略，伽利略认为天体运动都是椭圆，椭圆是两个圆心。我的老师苗力田认为康德的哲学中到处都是感性与知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因此康德哲学实际就是二元论，它总是有两个圆心，所以更准确地说，康德哲学不是“哥白尼式革命”，而是“伽利略式革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评价康德哲学的时候，它完全配得上被称为“革命”。我刚才使用了“颠倒”这个词，康德哲学是把错的东西给颠倒过来了，它完全是一种革命。

 

03

道德的人与世界的善

 

问：康德的道德哲学备受关注，请您谈一谈康德怎么看待宗教与道德问题。

 

答：康德实际上在最初进行哲学体系构建的时候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是“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一个传统的哲学话题，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开始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我自知自己无知，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哲学一开始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这也是一个传统的话题，尤其是在古希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伦理学有了特别的关注，后来斯多亚学派也是。但是，人们觉得奇怪，康德为什么提出“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一种解释方式，当我们无法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康德没说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反向思维——他提出这个问题受益者是谁？这是司法上常用的一种方法。康德为什么要问“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是直接导向宗教的，也就是说康德一开始就把宗教作为他必须考虑的对象。

 

一般来说，我们在讨论康德的批判哲学时，总是认为伦理学问题才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他的第一批判——认识论批判——只不过是给道德哲学提供一个前提，作一个铺垫。假设我们可以这样说，伦理学领域是康德真正最关注的领域，这个领域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应当做什么”，所以康德的回答也非常简单，即我不跟你说具体的，不在质料上回答问题，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只是从形式上回答你做什么——你做从义务出发应当做的事，回答非常简练。他的定言命令都是从这一条出发的，就是你从义务出发做你该做的一切。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已经是最高的善了，你不可能比这更善。但是，这时候康德发现，我解决了个人的善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善的还没解决。所以，到这一步伦理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要想让这个世界也是善的，康德必须走出伦理学，走进宗教学。

 

可以说康德解决了个人的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这个问题之后，他要解决的就是世界的善。这个问题只有用宗教来回答，所以康德有两个最核心的命题我们必须关注。一个命题是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也就是说道德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必须是自己给自己定下法则、立法，这样才是善的。如果你说这是上帝的诫命，你在做什么就不存在道德价值了，因为你是在遵从另一个东西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理性的命令。所以，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但是，康德还有另一个命题，就是道德必然导致宗教。假如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人已经成为有德之人了，在伦理学上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他享受不到幸福，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悲观的。但康德希望人是乐观的、有盼头的。虽然看不到好的东西，但还刻意地按照康德所提倡的伦理学去做，这样也太冷冰冰了。所以康德也要让人是乐观向上的人，相信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德福能够结合的世界，让有德之人都能享福的世界。

康德通过理论的分析，说明我们的德并不必然导致福——如果我们仅仅从人世间来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设想，既然我坚信或者说充分地希望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存在的或将要到来的，那我们必须得给它找一个原因，所以我们需要信一个万能的创造者，由他来实现这个东西、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实际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创造者，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有这样一个创造者，相信就成为我们希望的基石了——只有我们相信这些，我们才能充满希望地去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

 

康德所设想的这样一个万能的创造者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有德之人享福。这样一个创造者，我们也不对他寄托别的信仰，我们只信他是一个能够让德与福相结合的主宰者。所以康德就提出，我们既然相信这样一个上帝，我们肯定要取悦他，那么我们用什么取悦他呢？我们不用别的东西，我们只用道德，因为我们设想的神就是一个喜欢道德的神，这样一来他就把宗教差不多道德化了。宗教所信仰的神是主管德福结合的，那么，我们侍奉这个神就不用任何别的东西，只用我们的德性。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道德的关系。另外，宗教同时是一个实体，不能光有信仰，还要有教会。康德又把教会解释成道德的共同体（他称之为“伦理共同体”），共同体用德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所以他的宗教完全是为他的伦理服务的。

 

所以，我说康德的德性部分不需要上帝，是因为他要保证道德必须是自律。到了道德导致宗教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上帝，只不过是让人在修德的时候保持乐观向上。过去一说到康德的伦理学，人们总认为他过于冷酷，作出这个判断的学者没有关注到康德后边还有宗教。如果只有伦理层面，我不光是感觉冷酷，还会感觉到无力——我们做那么好，不知道能够得到什么。

 

04

康德的思想魅力与理想追求

 

问：您作为康德研究的大家，花费十多年时间翻译完成了《康德著作全集》，最近您又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康德往来书信集》，这几乎耗去了您前半生的时间，您最喜欢康德的是什么？在您看来康德追求的理想是什么？

答：这不是耗费我的前半生。我开始翻译康德的著作，或者说接触康德的思想时，还算年轻。但是开始大规模翻译康德的时候，我已经四五十岁了，再加上20年，实际上我是把自己的后半生也用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上了。

 

从喜欢来说，应该说在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喜欢康德了。那个时候除了课程上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我本科的哲学史课程后半段是苗力田讲的，苗力田当年讲康德整整用了一个学期，他讲康德哲学可以说一下子把大家的兴趣给调动起来了，而且我大学时代还把康德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全部读了一遍，这是今天很多博士生都不见得能够实现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我对康德的喜爱是早就建立起来的。

 

对于你刚才问的对康德我喜欢什么，可能最喜欢的还是他那种缜密的思维方式，他的论证，他的概念的定义，它们包含着我在接触康德之前的哲学体系时没有感受到的理论震撼力。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我诉苦，说康德的著作难读，读不下去，我说你没有真正舍得花费力气花费时间，我们当年读康德就是这样严格的，一个概念出现了，康德对它作了一个定义，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记住。否则往下读你都读不下去。因为，康德对传统的哲学概念都作了自己特殊的理解，对这些东西我们是必须牢记的。所以，我最喜欢康德那种缜密的思维方式。我的先生苗力田曾经告诫过我，你对康德如果要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你不要在他的论证中间提，因为你是插不进去脚的，他论证得特别严谨。所以你必须从一开始，从他那个概念的定义出发，对他展开你的质疑。

如果说对康德的什么具体哲学思想感兴趣的话，我想首先是他对人、人格、人性的这种特殊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道德自律的这种尊重，他这一点特别有魅力。曾经在一个会议上，有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对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如何的重要。我就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康德哲学中自由实际是服务于自律的，它给自律提供一个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的自律概念实际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必须从自己出发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告诉你，有德之人不是从外表施加压力让他成为有德之人的，比如教育、法律的约束等，这些东西统统是没用的，他甚至对道德榜样都提出怀疑。更多的还是得从自身出发，道德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自由成为自律的基础，是因为你有自由，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律，可以选择从自己出发。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康德终生追求的是什么。康德在他的早年其追求并不是太明显，是因为康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而且他的父母早亡。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他是家中存活下来的孩子中的长子，这时候已经负担起家庭责任了，所以就辍学出去当家庭教师，挣钱养活全家，后来做大学的讲师等。这时候的康德看不出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更多的可能是挣钱养活家庭。但是，我们发现康德在从事了几年学术研究之后——到大学当讲师几年之后，学术的兴趣开始占据他最主要的思维，尤其是他开始接触形而上学问题之后，如何让形而上学走上科学的可靠的道路，就开始成为他的核心关切了。所以，如果问康德毕生追求的是什么，我说他就是在追求让形而上学思维走上正确的道路。康德后来获得的大学职称也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所以形而上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哲学，就是康德毕生追求的一个东西，也是他真正取得成功的地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就在学界获得了比较大的名声，得到了一大批批判哲学的崇拜者。于是，人们就开始希望他把批判哲学在第一批判中建立的这些原则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去。康德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了，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一批判（或者说是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康德真正的目的所在，他真正的目的是伦理学、道德哲学的问题。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对道德的人的关注，包括他到了第三批判的时候，把文化的人称为自然的最高目的，把道德的人称为创造的终极目的。从康德本人的哲学体系来说，道德的人也处于哲学体系的最高峰。

 

所以如果简单地回答，如何树立道德的人的崇高形象，就是康德哲学毕生追求的一个最高目的。

 

05

《康德著作全集》新版与

《康德往来书信集》翻译

 

问：您的《康德著作全集》今年推出了新版，新版和旧版有什么区别？推出一个新版的必要性何在？

 

答：这实际涉及到翻译著作的一个原则问题。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原来要翻译康德，他还在世时，我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他有一个原则——全集不加注。在翻译的时候，这也是倒逼翻译者，不要搪塞读者——加一个注来说明你为什么这样做。用苗先生的话说，你必须选择最贴近这个词的一个汉语表达，而且表达出来还能让我们普通读者一看就明白，他主张全集不加注，所以我们最初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时候，统统是没有注释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东西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德文版的《康德著作全集》是有注的，有德国人加的注。德国人在做康德全集的时候，除了每一篇都有一个导言，而且在文中也作了大量的注，比如康德表达了一个观点，它会告诉你这个观点是谁提出的，甚至跟你说提出这个观点的原文是什么，他们都做了这样一些详细的工作。这对于我们理解康德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然的话我们读起来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康德批判了一个观点，但不知道这个观点是谁的。所以《康德著作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之后，就开始有人发出呼声，说原来德文版的导言把这本书产生的来龙去脉都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把那些东西翻译出来呢？所以，出版社建议我还是做一做这些工作。那么，我想我的导师说全集不加注，咱出单行本加注行吗？所以《全集》出完之后就开始出单行本，单行本就加上了注释和德文版的导言，这样我没有违背我导师的指导。这样一来就收到学界好评，他们都说这样做太好了。

 

出版社也尝到了甜头，说干脆《全集》也把这些注都加进去，出一个新的《全集》，那个时候我实际工作已经做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当然了，新版本还包含一个成分，就是《全集》从出版到现在已十多年了，我不敢保证我自己翻译的就是那么十全十美。学界不少人也给我提过一些意见，说某某地方我可能翻译错一个词，译漏了一个词，或者说换个表达是不是更好，这都是非常善意的商榷。这些东西我都积攒下来了，有的在中途已经改了，当然有的就没来得及改。趁这次出一个再版《全集》的时候，就也把这些内容加进去了，进一步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版本还是有意义的。

 

有时候是我们学术界生疏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像康德也会使用一些双关语，这个双关语如果不加一个中文的注，中文读者是根本读不懂的，虽然那个意思能够完全把握住，但是他体会不到康德这里的幽默。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就加了一些中文注。还有一些词本身，我们不可能在中文里找到现成的词来表达它，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创造一些新词。用中文里现有的字拼成一个新词，但是还得满足我们中文读者望文生义的习惯，这基本上做得还算是成功的。比如，过去的“现象”，我把它翻作“显象”，基本上现在被学界所接受。

 

有些是没办法的，比如“sein”这个词，我们学界为翻译成“有”还是“是”争论得一塌糊涂，这个已经不可能在中文著作里边满足了。这个时候，我想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凡是我们做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中文的“存在”和“是”这两个词跟同一个英文的to be与德文的sein是纠缠不清的。实际上我们做哲学研究的只要一看到“存在”这个词，马上想起来to be，想起来那个sein，所以我说这里就有一个得意忘言——我们只要知道意思，不妨忘掉争吵。我现在是无能为力，确实做不到让它统一起来了。我不主张一“是”到底，我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作“是”，但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照顾到“存在”这一层含义，比如说在中世纪，涉及到上帝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翻作“存在”的。所以我曾跟王路说：我支持你的大多数观点，但我不赞成你一“是”到底的那个“到底”。

问：您目前正在主持编译《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十来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完成？是有什么特殊困难吗？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答：“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这项工作我的印象中是2011年立项的，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确实拖得太久了。它是作为我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项目一般是3年，当时我去答辩的时候，我说3年我是绝对完不成的，他们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估计得5年。但没想到5年也没完成。现在十多年了，这里边我觉得可能有多重原因，一个是《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把大家的胃口给吊起来了。当时9卷本我一个人做，实际上保证了一年一卷，差不多就这样完成了。大家都觉得翻译可能就是这样。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精力也比较好。我在学界还获得一个称号是“李快手”，我当年的工作效率确实是太高了。现在有人问我年纪逐渐大了以后最直接的感触是什么？我说：我知道累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累，甚至睡一觉一切都解决了，就过来了。现在，确实是有时候到了晚上根本没有情绪去工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知道累了这也是一个现实。

 

再一个就是难度的问题，你知道我曾翻译过《康德书信百封》，那都是康德写给别人的信，康德是个大教授，所以它的文理没问题，还比较清楚，康德著作的内容我们都了解，所以翻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他的书信可能会涉及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康德是一个大学者，所以他的书信翻译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当年因为有翻译《康德书信百封》的经验，认为翻译康德的往来书信也不会太困难，但真正切入了就发现康德的通讯者是三教九流，这里边有当时欧洲顶级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等，但是也有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这些人的文字水平你可想而知。而且我们知道，德国经历过歌德和莱辛在语言上的一场洗礼——统一德国的语言，而这在康德之前是没有的，那时候还没有统一德国语言。所以这些人写出来的信五花八门，你必须得一点一点仔细地研判，而且他们自身谈的事也可能是跟哲学毫不沾边的，这些东西做起来就比较耗时间。还有，如果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自己先得把这个历史事件弄清楚，去寻找这些材料也都是很费功夫的。这样一来，有时候碰上一个拦路虎，就不是几个小时能克服的，甚至几天才能迈过这个坎。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是我在翻译工作中比较头疼的，比如康德的有些通信者写出来的书信是文理不通的，这时如果我把它翻译得很高雅，很合文理，我是不是在过度翻译？那么，我也把它翻译成文理不通吗？那编辑肯定不干呐。比如我曾经翻译过尼采，尼采有一篇文章就是骂他的竞争对手，说对方文理不通，他所引用的话我如果翻译得文理通顺，不等于我骂尼采，说尼采你根本无的放矢，是不是？我必须把他引用那一段翻译的文理不通才符合事实。实际上这种东西有时候是很耗精力、费脑筋的。

 

问：《康德往来书信全集》对康德研究的意义在哪里？何以值得您这么耗费心血？

 

答：如果你不去读他的书信全集，你可能真的感受不出来它的意义。首先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康德生前发表的著作我们都在康德著作全集里看到了，但那是一个静止的东西，是一个成品。书信集里边实际反映了他这部著作从开始酝酿，到遇到了什么问题，如何克服问题，最后达成成品出版的过程，以及它出版之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朋友们是怎么理解的，敌人是怎么攻击的，全有了。所以，这就把康德死板的著作变成活生生的。就像流水一样活起来了。另外，成品的著作有些东西可能写得晦涩，不容易理解，甚至可能留下了漏洞，等著作发表之后，对手来了，拥护者也来了，请教者也来了，于是康德不得不一一作答，这等于给他著作增加了一个注释。我们过去老说，什么影视作品是遗憾的艺术——它一旦完成就没法再去修改。但是康德的著作如果没有这些书信，它也是遗憾的作品。现在这些书信就弥补了这个遗憾，对作品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尤其是，你知道，直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远远不如跟你的对手争论的时候说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康德的书信就能够更准确、更仔细地了解康德，这是对康德本人的思想来说。

 

另一个是，康德是处在思想界之中的，与康德来往的人有很多是重要的思想家，像门德尔松、哈曼等，这都是当时欧洲顶级的思想家，他们在一块讨论的时候，不仅仅是康德的思想表达出来了，他那些对话者的思想也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对那些思想家、对当时欧洲的思想界感兴趣的话，这部书信集绝对是一个绝妙的补充，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也至少是一个佐证，这是对思想界来说。另外，关于康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他的著作里是读不出来的。书信里则把康德这个人给表现出来了，康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活生生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跟他的家庭、朋友、学生，跟社会上的仰慕者、反对者等是怎么相处的，书信集能全方位地展现。康德不光是在思想，他也有具体的生活，他要住房，他要吃东西，是吧？我说到康德是一个美食家，一个曾经在康德家吃过饭的人（是康德的餐友）就说康德是一个最高贵意义上的美食家，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粗俗的饕餮之徒，而是一个高贵的美食家。像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了解，比如欧洲当年的评职称制度，你想当教授得攒多少篇文章，通过书信可以了解到；康德经常说他当讲师的时候经济怎么拮据，我们可以从书信里知道；康德回应自己为什么独身时说，“我需要妻子的时候我养不起她，我有钱了，我又不需要了”，这些东西你在书信里都能够读出来。康德救济穷人时毫不吝啬，但追讨起学生欠的讲课费的时候也是声色俱厉，像这些，一个完整的康德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书信里还反映出当时的欧洲社会。因为给康德写信的人是三教九流，他们谈自己的生活，也就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欧洲社会的截图，虽然我们在这里得不到一个全景图，但至少当我们研究欧洲社会的时候，这些材料可以提供大量的佐证。从这方面来说，尤其是现在我翻译的不是康德书信，而是康德往来书信，所以不仅仅是康德本人，而且是整个社会呈现给我们，因此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出版之后肯定会让大家感兴趣的。

原文刊于《哲学动态》2024年第12期。